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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类学家邓国基聊男同:并非所有“gay蜜”都是蔡康永

2023-12-11 11:00| 发布者: admin| 查看: 83| 评论: 0

摘要: gay蜜理想型蔡康永一则新浪微博日前发出的,将集中清理同性恋题材相关内容的公告,引起了不小波澜。该公告称,依据2017年实施的《网络安全法》,为了营造“清朗和谐”的网络环境,会展开为期三个月的集中清理,将“ ...
 

gay蜜理想型蔡康永

一则新浪微博日前发出的,将集中清理同性恋题材相关内容的公告,引起了不小波澜。该公告称,依据2017年实施的《网络安全法》,为了营造“清朗和谐”的网络环境,会展开为期三个月的集中清理,将“涉黄、宣扬血腥暴力”和“同性恋”并列,均列为清理对象。公告发出后,微博上#我是同性恋#的标签开始流行,虽然很快该标签的话题页面就被关闭。公告发出5天后的4月18日,新浪做出修正错误公告和清理的决定,同时对#我是同性恋#话题进行恢复,目前,该话题阅读量已达到6.5亿。在这个话题下,有一部分声音是这样的:

“哈哈哈有人跟我当gay蜜吗 那种很细心的小哥哥”

“有那种长得又高又帅的男生吗 我想要个gay蜜了 全世界都与你对立 我都会一直与你在一起 陪着你走这条相对有些困难的路”

“真的是大型虐狗现场。腐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个gay蜜”

此类言论无一例外涉及女性对于gay蜜的渴望与好感。近几年,伴随着对于男闺蜜、暖男的种种讨论,女性,尤其是都市女性对于gay蜜的热议,成为了不断推动男同性恋群体走入公共话题的力量之一,也让直女(即异性恋女性)和腐女(即喜欢男男同性爱情的女性)对于男同性恋群体的好感倍增。即便在官方话语中——不论是2017年6月广电总局发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将同性恋归类为“非正常性关系、性行为”、今年3月北京电影节临时撤换同志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和《霸王别姬》,还是4月新浪公告中体现出的对于同性恋的偏见——将同性恋等同于非正常、黄色、暴力的言论时有出现,但在都市流行文化里,以gay蜜面目出现的男同性恋群体,早已融入了部分女性的日常讨论。


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海报
2015年,田朴珺曾在《腾讯·大家》发表一篇名为《我的gay蜜》的文章,讲述她和最好的男性朋友之一小呆的友情。她在文中写到:“对于我来说,gay蜜间不但没有性气味,还能满足一种小小的审美欲。跟直男相比,GAY们的颜值通常比较高,即便先天条件不高,也能用他们擅于穿衣打扮的天赋把外形分补起来。一块儿出去逛街,会陶醉在一种‘登对’的幻觉中。”这种对于gay蜜的陶醉与喜爱不仅限于田朴珺,蔡康永和小S这对理想拍档也常常让女性羡慕不已。当蔡康永被问到“如果跨越性别藩篱,有没有人可以拴住你?”的时候,他的回答让许多女性对小S羡慕嫉妒恨——“S会是我最爱的女人,但不包括上床。”gay蜜在中国大众文化中的兴起,似乎很难回溯到一个具体的时间点。我们所知道的是,它是一种指代女性的男同志好友的名词,是闺蜜的升级版,是女性的蓝颜知己。早在2006年,《三联生活周刊》就提到了在美国风行一时的“gay蜜”现象,到2011年,《新周刊》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好男人要么都结婚了,要么就是gay。”

那么,当女性在谈论gay蜜的时候,她们说的gay到底是什么gay?这种gay蜜文化在中国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如田朴珺口中的那种帅气时尚体贴入微的“gay蜜”包含了女性对于男同志群体的何种想象?这种想象是如何产生的?在认同男性同志群体的同时,又制造出了关于这个群体的何种偏见?对于gay蜜的讨论背后折射出中国近年来女子气质和男子气概的何种变化?而在新浪对于同性恋话题的“误伤”之后,同情恋群体在未来中国又将何去何从?针对上述种种问题,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了山东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邓国基(Chris Tan,新加坡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文化人类学博士毕业),他关注新媒体和社会性别与性研究,也关注新加坡、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的同性恋群体。

1、gay蜜话语兴起:日韩文化与爱情想象
界面文化:在你的观察中,gay蜜这种说法是何时在中国大陆兴起的?

邓国基:其实在2003年到2004年的时候,就已经有gay蜜这个说法了,后来在2006年的《三联生活周刊》和2011年《新周刊》的文章中也相继涉及。这一说法的诞生是一个比较都市的现象,我和我的研究搭档无法肯定在乡村里的女性或者乡村里的人她们是否关注这个说法。也许她们听过,但是她们是否在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这两个新闻周刊的读者群大都是都市年轻女性白领。 

界面文化:gay蜜在大众文化(影视剧、电影等)中的崛起是否是跟随西方文化的步伐?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性?

邓国基:不算完全独立,中国大陆如今已不像过去那样对世界保持封闭,也会接受外来影响。但是我猜测,这个影响并非来自西方。当然gay这个词汇本身来自西方,可是gay蜜的出现是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从日本和韩国影响到中国的“话语人物”——一个是日本的美少年,另一个是韩国的花美男。都市白领专业女性这个读者群,小时候可能看耽美,也看韩剧,久而久之她们已经可以接受男同性恋的人物设定。

耽美发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最初是女生画给其他女生看的,内容描写的是男男之间的爱情。如果说当时中国社会有“直男癌”倾向,那么日本比中国还要“直男癌”,特别是四十年前女性意识刚刚崛起的时候。那些女性在日本社会困在被压迫者的位置上,体会着想象和现实的巨大差距。耽美进入中国的时候面临着同样的状况。女生喜爱耽美,是因为在直男伴侣身上找不到理想爱情,于是就把自己的性欲望、把自己渴望的自由和完美的爱情投射到了耽美中。


描述两个男生之间爱情的耽美漫画
界面文化:如果这是一种女性欲望的投射,为什么不画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男之间?

邓国基:男男更容易幻想。如果生活当中女性是被压迫的,就倾向于自我带入男性角色:如果我是一个男生,可以收获一份自己的爱情,那这份爱情会是什么样的?这是我的猜测,依据是每年上课的时候,我都会有一周专门讲黄色影片。其中有一份阅读材料,讨论为何直女喜欢看GV(gay video),原因有好几个。其一是通常来说AV中的女性是被物化的,可是GV不一样,GV没有女生,不存在物化女性的问题。第二是直女观众很有可能自我代入成GV中的演员之一,有像他们那样的性自由。同样的逻辑用在耽美上也说得通。

界面文化:刚你提到了韩剧的影响,在最近流行的综艺节目《偶像练习生》中,我们也发现很多选手都并非“阳刚的”,而是偏女性气质的“花美男”,这种偶像的流行和女性对于gay蜜的偏爱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邓国基:这些游戏模式很多来自韩国,韩国很多明星也都是花美男类型,这种类型到中国之后也很有市场。如果耽美中的男男之恋让女性读者群更加能接受男同,那 “花美男” 这一的话语人物就强化了这种接受的可能性。虽然韩剧里的很多花美男都是直男,但他们漂亮的外表和温柔的个性恰恰体现了男人不阳刚也不会失去男子气质的道理。但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日本美少年,还是韩国花美男,他们都是话语人物,而我们在这里谈到的gay蜜,也是这样的话语人物。


韩国花美男
2、想象gay蜜:蔡康永般的刻板印象与性别少数群体的友谊
界面文化:当你说“话语人物”的时候,是否意味着网络空间中的、人们想象的gay与现实人物存在一定差距?

邓国基:肯定。女生最经典的对于gay蜜的描述是把他形容成蔡康永,自己则希望成为gay蜜心中的那个小S。可在生活当中,难道每一个gay都像蔡康永那样有钱、在国外读过书、说话也十分得体吗?不可能的,这种想象本身非常精英化。我们不妨说,这些对女性友善的特征,是这一特定女性读者群体想在她们的直男男友或老公身上所找到的。不是每个直男都这样,或者说几乎没有直男是那样的,因此女性才把这些特征投射到gay蜜人物上面去。


电视剧《我爱男闺蜜》海报
界面文化:直男直女对于gay群体的想象,比如“要把妹,先装gay”等等说法,是否说明了,一方面直人更加能接受gay这个群体了,但另一方面,这种接受中其实包含着诸多刻板印象。

邓国基:刻板印象是一定存在的,但这已经算进步了,毕竟在以前同性恋连提都不能提,现在可以提了。可是如果女生纯粹只是把gay蜜保留在想象中,没有真正的去接触gay男的话,这就只是一场意淫。如果一旦碰到真的gay男,女生会发现真实生活中的gay男和想象中的gay蜜是两个不同的人物。很多女生纯粹把gay男当一个饰品看待:我要一个gay蜜,这样我在朋友面前看起来比较开放,比较前卫。gay男本身也不喜欢这种想法。如果我有一个女性好友把我当饰品,总有一天我也会离开。不过在中国,女性和gay男这两个群体都处于社会边缘,是性别少数群体,因此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友谊也并不稀奇。

界面文化:在你看来,中国女性算是性别少数群体?

邓国基:英文叫做gender minority,就是社会性别少数族群。如果算人数,中国的人口男女比例失调,男性比女性多。如果看社会经济权利,女性赚的钱和手中握有的权力都比男性少,因此女性是性少数群体。女性也好,gay男也罢,一开始都是在中国父权制度下饱受压迫的,因此这两个群体之间产生友谊,也是很容易解释的。


电影《相思成灾》中艾米丽和她的gay蜜彼得
界面文化:不管是gay蜜、暖男还是男闺蜜,这些说法其实都是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对于男性的刻画或者理想化,在你看来,这背后体现的是女性意识的崛起吗?

邓国基:这个就会谈到我在接下来想做的论文。我和我的研究伙伴有一个假设,从1980年代起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前的女孩子都有兄弟姐妹,几乎不可能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这就意味着以前的女孩在成长过程中要和兄弟姐妹争抢资源和父母的疼爱。相比之下,在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的独生女是六个人的掌上明珠——集父母以及双方父母的父母的全部疼爱和资源于一身。而在中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掌握权力的一直是男性。因此不论是计划生育之前还是之后,男性的受宠地位是没有变化的,他们没有经历女性那种从失宠到受宠的变化。这种转变让独生女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信,再加上如今的市场化经济,她们更倾向于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诉求。因此,有趣的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控制人口增长,跟女性权益无关——甚至如果深入挖掘,计划生育反而是对女性有害的,因为强制一胎化可能会逼迫女性堕胎流产——可是在计划生育制度下诞生的独生女更加自信了、更加愿意说出自己心中的所想,因而带动了“好女人”在中国的定义的转变。这是我们的揣测,目前还没有得到验证,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论证的观点。

界面文化:“好女人”定义的转变具体是怎样的?

邓国基:以前的“好女人”是相夫教子、三从四德,可现在这些肯把自己的心愿表达出来的80后、90后及00后三代女性,就算日后她们的老公比较保守,让她们在家里当全职家庭主妇,但她们的思想已经改变了,不会真的像以前那样愿意留在家里。就算留在家里,也会把比较开放的想法传给子女。而正是由于这样的女性的存在,也会促使男性开始反思。对于一直握有权力的、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男性来说,这样的反思并不容易。


传统的好女人
3、男子气概演变史:从压迫霸主到暖男gay蜜
界面文化:谈到男性,从前几年有关于“伪娘”的讨论到如今gay蜜的流行,你认为这反映的是人们对男子气概(masculinity)理解的何种变化?

邓国基:这就要从“好女人”谈到“好男人”。我每次讲gay蜜都会问我的听众,现在在中国视角下,什么才是好男人?他们给出的答案都是类似的:能赚钱的——这是以前就有的标准,如今他们会加上一条,会照顾老婆孩子的。这种照顾不仅仅是赚钱,以前基本上只要男方肯花钱养女方,男方爱不爱女方是另一回事。清末大部分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为的是延续家族财产和权力,爱情不在考量范围内。当然,如果男女是相爱的,这是锦上添花,但双方不相爱也没有问题,相爱本身并不是结婚的目的。

正因如此,中国人的爱情标准不是罗曼蒂克的爱情。在中国说某对夫妻婚姻美满,会说两人是恩爱的。为什么是“恩爱”而不是“浪漫爱”?因为一开始结婚并不需要一方爱另一方,反而是因为两人对彼此有恩情,从恩情中产生爱情。这种恩情就是老公养活了老婆,老婆为老公生子和操持家务。但在现在的中国,结婚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相爱。所以,如今所谓的好男人不仅仅是养活对方,也得照顾好老婆和子女——这个照顾不止是物质上的照顾,也是情感上的照顾。

界面文化:在你看来,这种从“恩爱”到“浪漫爱”的转变,以及与此相关的男子气概的改变,背后是什么因素推动的呢?

邓国基:民国初期,中国在大量引进西方科学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爱情观。恰好,那个时候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被其他国家欺凌的主要原因。他们在反对儒家思想的同时,也拒绝了 “恩爱” 观念之下父母替孩子配婚、不因自由恋爱而结婚的习惯。对儒家文化的排斥让浪漫爱情观有机会在中国扎根。


有肌肉、强壮就代表有男子气概吗?
界面文化:你刚刚讲到的,其实是从异性恋婚姻的角度解读对于女人和男人的定义,这种定义本身是否也是一种异性恋制度下的霸权?

邓国基:对。以男子气概为例,我们一般把男子气概分为两类。一种是霸主性的,社会将这种霸主性的男子气概理想化了,通常来说这种男子气概是压迫女性的,强制女性遵循三从四德的规范。回想一下清末“好男人”的状态,彼时三妻四妾的制度对女性极为不利。这种男子气概要求女性服从男性,一开始这种类型的男子气概是有毒的(toxic masculinity)——不仅压迫了女性,也压迫了无法达到这个标准的男性。

但是生为男性不是原罪,男性并非生下来就一定会压迫女性和其他男性。这种状况可以改变吗?当然可以,为什么不能在成为一个好男人的同时,让这种好男人特质不对女性和其他男性造成压迫感?在理想状态下,这是可以实现的,而新兴男子气概(emergent masculinity)就是用来描述这种理想的、更好的男子气概。在中国大陆对应的大概是暖男,当然也有其他类型。暖男和gay蜜都是新兴男子气概的表现。

界面文化:但目前对于上述种种新兴男子气概,很多人要么认为是去性化的,要么认为他们很娘,这种印象是如何形成的?

邓国基:因为在当代中国,很多人对于“爷们”的定义仍是阳刚的,传统的那种“我说了算的”、霸道型的男子气概。如果不是那样的,就是男性表达不足的——这个不足可以体现为女性化,也可以体现在性取向上。这还是一个长期以来的文化偏见。要知道,人对于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在认知上的转换不是一蹴而就的,总会有一个过程。有一些人比较容易接受,也有一些人会坚持反抗。


作为一种霸权男子气概的“纯爷们”
我每一年都会上一门“社会性别与性研究”的课程,在课堂上我会公开谈论同性恋或者是跨性别。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不该谈的事情,毕竟中国是有同性恋的,也是有跨性别者的。人数当然没有直人群体那么多,但他们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一分子。所以我坚持这个理念,我们至少应该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应该去了解他们的想法。

4、同志的未来:“性取向不是换衣服,社会会越来越包容”
界面文化:前不久新浪微博进行了一轮与同性恋有关的内容清理,你觉得中国的这种大环境对于新兴男子气概的发展会有何种影响呢?

邓国基:微博的做法过分解读了国家的法律,那个法律本身是反恐怖和反黄色的,从来没有说是反男同的。微博把男同和黄片画上了等号,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刻板印象,从一开始就把男同污名化了,这是不对的。因此清理开始后有人反对,微博就撤销了这个政策,现在就是反对黄片和恐怖意识。如果是关于男同的正面内容,要求社会更加包容性少数或者是性取向少数族群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

界面文化:最近网上还有一个事情引起了不少讨论,加拿大的华人家长抗议学校教授孩子多元性别的课程,认为学校给孩子传递错误的性别和性观念。

邓国基:我只能说这些家长是保守的,性取向不是换衣服,不是今天喜欢红色就喜欢女生,隔天喜欢蓝色就喜欢男生。

另一点必须要提的是,中国的性教育非常弱,很多家长真的以为只有喜欢异性对象是正常的。如果去看中国历史,看1949年之前中国3000多年的历史,对于性的态度其实是很开放的。从《诗经》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儒家经典《孟子》的“告子曰:食色性也”,都说明最开始在中国谈性是没有现在这种约束的。


代表同志权益的彩虹旗
界面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同性之爱的描写也还是比较多的?

邓国基:是的。一些描写同性的词汇,比如“分桃”、“断袖”等等,都是来自于中国历史。因此,能说中国对于性和同性之爱是不开放的吗?并非如此。

恐同的态度同样来自清末民国时期,当时大在量引进西方科学和浪漫爱情观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对于男同女同的恐慌态度,在1949年之后这种恐惧被强化了。但问题也不是1949年,而是文革十年间所有关于性的谈论都被打压,人们在公共场所不能谈论性,也不能谈论爱情,否则会被打成右派和反政府分子。现在是2018年,经过十年文革的人还活着,他们还记得那个时候的状态。没有人想回到以前那个封闭的、说错话就会被批斗的日子。

界面文化:那在你看来,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会对同性恋越来越不友好吗?

邓国基:也不能这么说。中国现在的态度就是“三不”政策——不支持,不反对,不提倡。虽说如此,但因为不反对,就算前阵子微博发生了那件事,仍有官方媒体出来表态,认为不应该这样对待中国的同性恋群体。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对于性的态度还是较为保守,可是人们意识到了不应该这样对待同性恋。

我只能说之后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包容,因为实在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理由反对同性恋。在美国,人们还可能利用宗教原因,说同性恋反基督,可是在中国宗教势力很弱,唯一一个可以拿来做反对理由的就是生育问题。但在开放二胎之后仍有人因各种原因选择不生育,因此生育这个理由也越来越不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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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CC BY-NC-SA

大约六个月前,澳大利亚刚刚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如今,关于同性恋“矫正治疗”的话题却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重新抬头。此前,有人曾试图在该州州议会上就所谓的“治疗”发起辩论,但这一议题被州议会多数党领袖Michael Kroger(属于澳大利亚自由党)否决。

这场未能进行的辩论本打算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给予父母更多权限,允许他们送子女接受同性恋“矫正治疗”,从而使子女放弃同性恋倾向与希望变性的想法?对与维多利亚州内的类似“治疗”,有人呼吁要严加审查,也有声音呼吁要加以强制性的法律约束。显然,这些声音都是促成这一辩题的原因之一。

在干预人们的性取向与性身份这件事上,澳大利亚有着悠久的黑历史,其中就包括所谓“矫正治疗”。在澳大利亚,类似的“治疗”并未像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那样,受到来自公众的严格监督。

类似的“矫正治疗”并无任何科学或医学依据支撑。在Stephen Fry(英国著名喜剧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纪录片《Out There》中,“修复性治疗”的创始人Joseph Nicolosi医生称,他可以改变“病人”的性取向,手段是解决“病人”的“来源于创伤的心理冲突”。在他的“病人”中,十几岁的青少年占绝大多数。不过,这位医生最终并没能找来哪怕一位他曾“治疗”过的“前同性恋”来接受Stephen Fry的采访。尽管这类“治疗”缺乏科学依据,但这似乎并不影响某些人呼吁就此展开更多辩论的热情。

心理学“治疗”
1950年代,新南威尔士州带头反对起了同性恋。该州原警察局局长Colin Delaney曾于1958年称,同性恋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威胁”。来自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Lisa Featherstone与Andy Kaladelfos发现,因与其他成年男性发生性行为而被定罪的同性恋在入狱时不仅会被隔离,还会被施以特殊的医疗措施。

主要活动于悉尼的Neil McConaghy医生在1960-1970年代就采用过同性恋“矫正治疗”,他的著作甚至曾发表于《英国精神病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上。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前大法官Michael Kirby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他称Neil McConaghy的行为是(反对同性恋的)种种“尝试”中“最有力的一次”。此外,LGBTIQ阵营的领军人物Sue Wills和John Ware也对这种“治疗”的危险性提出了抗议,并称这正是他们进行各种抗议活动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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